嘻哈文化的中国路径
成都玉林七巷的健身器材场地,20岁的诺米把棒球帽反扣在脑后,一边摇晃着跷跷板,一边用半洋腔调嘶吼着:谢帝,谢帝,我要diss你。
在这个后来被调侃为成都迪士尼的MV场景里,嘻哈的节奏与方言混杂在一起。作为来自凉山农村的大男孩,本名阿尔以达的诺米并没想到,嘻哈会把他带离了电子厂的流水线,并一脚踢进了镁光灯下的世界。
在他身后,一个更宏大的疑问正浮出水面:中国有嘻哈吗?
嘻哈文化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纽约布朗克斯与哈林区。记者尼尔逊middot;乔治在其著作《嘻哈美国》中指出,在这个高失业率、高犯罪率的贫民区里,人们用自由的节拍,击碎了无处发声的困境。
20世纪90年代末到2000年初,中国年轻人也第一次亲身感受到了这种街头反叛精神。北京的王波组织了隐藏乐队,热狗也在台湾展现了自我态度,零星的说唱爱好者开始在全国各地出现。更有人模仿阿姆在《8英里》的Freestyle Battle(即兴比拼),用中文说唱表达他们的态度。
此后十多年,中文说唱以爱好形式零星散落各地,年轻人们参加Freestyle Battle,在爱好者们中获得影响力和号召力。他们以自己所在城市为代表和相同理念聚在一起,组建不同主张、文化理念的厂牌。
2017年的《中国有嘻哈》是一个转折点,它让热爱真正成为了赚钱的途径,也给文化本身创造了裂缝。看过《阿凡达吗》?这个文化的从业者是阿凡达,而他们就像是入侵者。知名说唱比赛地下8英里主理人夜楠说。
2024年4月,诺米大爆的一个月后,年轻的说唱歌手河南说唱之神创作的《工厂》在社交媒体上爆火。他对农村家乡现实的真实表达收获了动容和共鸣。夜楠猜想,底层视角叙事很可能成为未来说唱的创作框架。
热爱说唱的年轻人仍源源不断,但像《中国有嘻哈》冠军GAI那样通过综艺一战成名的机会其实已越来越小。《中国有嘻哈》之后的其他说唱综艺几乎是一两季就熄火了,而持续多年的《中国新说唱》的关注度也远不如最初,像热狗、Higher Brothers那样不靠综艺就站到行业最顶端的说唱歌手的例子更是少之又少。
2024年,种梦音乐和优酷联合推出了新综艺《说唱梦工厂》,GAI在第一集说自己从普通人走到了今天,现在有能力了,想借助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帮助其他人。
我觉得中文说唱的历史才刚开始,我希望所有的说唱歌手都能靠说唱养活自己。在种梦音乐创始人韩啸对说唱未来的畅想中,说唱应该融入主流、成为主流赛道,进而繁荣商业。但中文说唱元老王波、夜楠等人说,他们不想做大这块由资本铸成的蛋糕,只想做大热爱说唱文化的蛋糕。
反叛者和推动者
《嘻哈美国》作者尼尔逊middot;乔治如此描述嘻哈文化的诞生地:当时在美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纽约布朗克斯区那样,被贴上lsquo;可怜的亟待解决的城市问题rsquo;的标签。就嘻哈最基本的层面而言,它是美国后民权运动时代的产物。于是,嘻哈文化以底层视角的自我表达、反叛和批判为内核,悄然诞生。
几十年后,嘻哈歌手阿姆主演的半自传电影《8英里》席卷全球,将嘻哈文化的底层视角推至世界舞台中央。电影里,他通过苦练说唱对抗糟糕的生活处境mdash;mdash;在黑人文化圈的比赛中赢得尊重,更在现实里成就了自己。阿姆曾在自己的歌曲《脑崩》(braindamage)里描述了儿时被同学打到几乎送命的场景。但他说,如果不是那份被揍后的愤怒和反击欲,他或许仍是个每小时挣5.5美元的厨师。
2024年中国说唱圈发生的两件事,比较外化地切中了嘻哈文化的底层视角。
在《中国新说唱》海选中被导师谢帝淘汰后,参赛选手诺米写了一首攻击对方的歌《谢天谢帝》,并在成都玉林七巷一小区楼下的社区健身场地拍摄了MV。诺米头戴棒球帽、胸前挂着闪亮大链子,身着紧身白色T恤和掉裆低腰裤,坐在健身器材跷跷板上拽气十足地用半洋腔调唱:谢帝,谢帝,我要diss你。这歌词成了网络现象级梗,因为diss谐音是迪士尼,因此这个健身场地被调侃为中国第三座迪士尼mdash;mdash;成都迪士尼。
这一无法理解的抽象行为,后被挖掘出了更多相关素材:这个来自四川凉山农村的大男孩,从小跟着爷爷上山放牛放羊,高中毕业就去广东电子厂打工,为追逐说唱梦只身闯荡成都。其创作的对爷爷寄托思念情感的歌曲《阿普的思念》跟着这波流量被放大,彝语说唱加强了地域性,歌曲被各大官方文旅账号用于文旅宣传。诺米不仅受邀与谢帝同台演出、登上音乐节,还参加了脱口秀节目。
一个月后,年轻的说唱歌手河南说唱之神发布的歌曲《工厂》在社交媒体爆火。这首歌是关于他家乡的变迁现实和个人思绪,开头几句写道:工厂的烟雾都盖住了星,周围的村庄都被他合并,小时候河水就不是很清,现在它换来了金钱和病。他五年前开始发布一些关于个人生活和情绪的说唱歌曲,在说唱圈小有名气,但直到这首歌,他才被更多听众认识。
1997年出生的张方钊从初中开始听热狗、C-BLOCK。当时他感觉这些歌手的音乐比流行音乐更自由、律动感更强,歌词脱离了俗套的爱情,讲述的是生活。初中阶段对他影响最大的是蛋堡的歌曲《少年维持着烦恼》。他发现说唱不止有外向奔放的特质,还可以向内求索、表达思想情绪。他在大学里买了一套声卡,每次就像写作业一样不停写歌。他本科专业是插画,所以他自己设计了专辑封面。有一些专辑的封面是农民的画像。他给自己取了一个河南说唱之神的艺名。
但现实是,诺米和河南说唱之神,并不是最早那批让中国嘻哈王国浮到水面之上的推动者。
在20世纪90年代末至千禧年初,中国年轻人开始接触国外的嘻哈唱片与打口磁带。一些在海外听过或玩过Hip-hop的华人回国后,陆续带起了国内最早的一批地下说唱爱好者。北京的王波组建了隐藏乐队,其中有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华裔成员;同时,台湾的热狗也用富有挑衅意味的歌词震撼了大批内地青年。慢慢地,零散的说唱团体在各大城市崭露头角:上海有竹游人,广州有天王星,西安有乱战门,长沙有C-BLOCK,重庆有GOSH厂牌,成都有说唱会馆hellip;hellip;彼时,多数年轻人只能通过自发的FreestyleBattle来积攒人气。
西安乱战门创始人夜楠就是当年的见证者。他出生在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家庭,父母都希望他安分读书,但他却痴迷于漫画书和音乐。高中时,他把生活费几乎全花在淘打口磁带上。一次,夜楠偶然淘到了一张封面是一个双手交叉抱在胸前的男子的磁带,男子酷酷的样子吸引了他。当他戴上耳机聆听时,那强烈的旋律使他的走路姿态都发生了改变。夜楠开始左右摇晃,自信到感觉整个世界都在自己掌控之中。磁带另一面没有人声,夜楠后来才知道,原来这是留给嘻哈歌手唱的beats。
夜楠和朋友最初只在校园楼道里练Freestyle,写身边小事,写课代表巴结老师的荒诞关系。到2003年,他与队友们正式组建了西安的早期说唱团体乱战门,期间也筹划了当地的Hip-hop文化活动。
这种状态持续了七年,仅凭对嘻哈文化的热爱,活动难以持续,夜楠也无法借此谋生。于是2010年,他创办了一家公关活动策划公司,开始赚钱。
然而与此同时,当地热爱说唱的人们开始渴望有更多展示说唱才华的机会。当时,不少对说唱充满热情的年轻人,除了售卖Hip-hop服装、写歌,偶尔在小场地演出外,似乎已看不到更多的发展前景。
如果说中文嘻哈在前十多年还只存在于爱好者的BBS论坛和地下Bat-tle舞台,2017年的一档网络综艺节目《中国有嘻哈》,则彻底点燃了资本与大众的热情。
夜楠说,《中国有嘻哈》的制作方爱奇艺最初想做的不是嘻哈综艺,而是一档偶像综艺。2017年4月,节目导演车澈和夜楠在三里屯一家潮汕牛肉火锅店碰面,夜楠对车澈说,如果改做说唱类节目,一定会火。
事实上,《中国有嘻哈》播出之前,中国的说唱土壤已相对丰厚。当时韩国知名说唱综艺《showmethemoney》已播到第六季,是一个成熟的参考对象。中国音乐市场上也积累了一批说唱歌手和歌曲,不少年轻的说唱音乐人第一次靠说唱挣到了钱。
2017年的夏天,一句你有Freestyle吗?火遍大街小巷。第一个吃螃蟹的爱奇艺赢了,流量铺天盖地而来,淘宝上的大金链子和宽松炫酷的Hip-hop着装是最火热的商品。
这档综艺还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。
冠军选手GAI从街头走上国际品牌广告牌。曾从美国辗转到TVB当小演员的欧阳靖,也凭此一举成为支付宝的代言人。
这场娱乐、商业共舞的新狂欢来得快,去得也猛。由于歌词内容争议和政策收紧,这档嘻哈节目收官数月后,部分歌手被点名批评,某些厂牌遭遇寒冬。连锁反应传导至夜楠的《地下8英里》时,其2018年至2019赛季的FreestyleBattle被叫停,改为作品形式,目的是控制FreestyleBattle赛中的不可控的即兴歌词。
夜楠回忆道,当时他向车澈提出的说唱进程规划实际上包含三个阶段:首先,通过类似《8英里》中的FreestyleBattle赛事,让选手们崭露头角;其次,进入类似NBA职业联赛那样的产业化、规模化进阶阶段;最后,则是打造RapStar的综艺节目,目的是使说唱这种舶来品更好地适应中国语境。他曾对嘻哈在中国发展过快做过一个比喻:你非得让一个8岁的小孩去做成年人的工作,他可以做出个样子,但他不成熟的问题就直接暴露了。而这种不成熟对这个小孩的未来发展是致命的。
主流化和商业化的捆绑
夜楠曾因为不想让地下8英里的现场充斥太多广告,而拒绝了一家赞助商投来的 400万元。他明白,这笔钱可以让他的比赛更炫、更持久,但也可能让地下8英里失去它原本的锋芒。
Rapper阿宝(MCaR-BOW)既参加过被视为地下说唱比赛的地下8英里,也参加过地上综艺《说唱梦工厂》。但事实上阿宝参加这两类不同比赛的目的有一致性:坚持叙事型的粤语说唱,尽管它不太受市场待见;另外就是挣钱,但靠的是自己的作品。
2023年地下8英里决赛的一幕令人印象深刻:阿宝与河南Rapper火人为238800元的冠军奖金展开Bat-tle。在最后一轮,主持人夜楠问:你们要名誉,还是要钱?火人先抢答:我饿太久了,我要钱!阿宝答:我也要钱。结果火人夺冠,阿宝无缘奖金。但就在颁奖不久后,火人悄悄搂住阿宝的肩膀,耳语道:我们对半分。然后当着全场观众大声宣布并兑现了诺言。
这或许是中文嘻哈圈最真实的一幕:表面是剑拔弩张的对抗,背后却是同是天涯热爱人的惺惺相惜。
想红的人和真爱Hip-hop的人,一眼就能看出来。阿宝告诉我,他从初一就开始听美式嘻哈,在中专毕业后直接进厂打工。父亲为了办个简单手续被迫来回跑几十公里送礼,老师叫他花钱买学分才能拿毕业证hellip;hellip;这些让他在歌词里不断咆哮,我创造的核心就是反抗,对象是糟糕的生活。
而在更大的舞台上,地上说唱综艺的热潮似乎也在降温。2017年那档《中国有嘻哈》一度把Freestyle送上热搜,可到了第八季,流量神话已一去不返。
王波也注意到,大部分观众甚至说不出前几名选手的名字。他认为,这种模式不断复制后,难免让观众审美疲劳。更何况嘻哈的内核并不止是嘻哈手势、宽松衣裤和朗朗上口的口号,人们真正想听的是有思想、有底气的表达。
这也许能解释为何像河南说唱之神的《工厂》这样关注乡土变迁、底层情绪的作品突然走红。
《嘻哈美国》中提到,嘻哈作为一种街头交流工具,它有着其他文化无法与之比肩的柔韧性,可随时适度调整自己来适应各种情况。
刘耕宏在综艺《说唱梦工厂》开头说,这个综艺是要培育未来中国说唱新的一批人,到底中华儿女该呈现的说唱是怎样的?周杰伦认为歌词上不带脏字是一方面,华语说唱少些英文,方言可以加进来。
在当下中国嘻哈的版图中,GAI无疑是商业成功的代表。他以方言+中国风斩获冠军,外界对他最早比赛时在《凡人歌》中写的四句歌词一往无前虎山行/拨开云雾见光明/梦里花开牡丹亭/幻象成真歌舞升平印象深刻,其代表作《兰花草》《沧海一声笑》《杜康》等也具有中国风色彩。作为当下最炙手可热的主流说唱歌手,GAI在各大品牌广告中频频亮相。但这种成功也带来了质疑。他们一直说我不是原来的我,你觉得我还是我吗?GAI曾问种梦音乐创始人韩啸。与早期个性鲜明的创作相比,GAI后期创作的作品更偏主流市场。
艾热则认为,GAI的新专辑《底层逻辑》正是一种寻找真我的尝试,我们都想挣钱,但做音乐的时候就是理想主义者。艾热从纯Hip-hop厂牌签约到被视为商业化浓重的公司,很大程度上是因为GAI。就他自己而言,只要是在舞台上用自己的方式演绎作品,其余都是附属品。在2018年拿下《中国新说唱》冠军后,艾热去年站上了春晚舞台,演唱他自己创作的、表达思念家乡亲人的《千里万里》。艾热的父亲在疫情期间病重,有家难回的特殊时刻让他真正体会到了家的距离。在春晚登台演出前5分钟,艾热在朋友圈转发了一首GAI的歌,名字叫《光宗耀祖》。
继2020年在《说唱听我的》担任导师后,2024年艾热担任了《说唱梦工厂》导师。艾热发现说唱的综艺生态环境在这四年中已经发生了改变。《说唱梦工厂》的参赛选手大多是普通人,而过去几年的《中国新说唱》《说唱听我的》以及《说唱新世代》,都是说唱圈专业顶级的选手在彼此较量。这些综艺催生了一批又一批演出职业化的专业歌手,每个综艺节目的前10强,随便一个就能撑得住一场音乐节。在艾热看来,未来的年轻说唱歌手很大程度上不会经历battle赛的野蛮生长阶段,通过综艺获得关注度的职业化培养方式将成为主流。
韩啸把《说唱梦工厂》设定为普通老百姓参赛的主要原因之一,是他观察到说唱已不再是小众文娱消费,它逐渐跨入到流行文娱消费行列中。最早种梦音乐只是种梦集团的一个部门,现在韩啸早已把之前的影视部分暂停运营,专注做音乐,签约艺人从最早只有一个GAI扩展到了几十个。
事实上,嘻哈文化自诞生之初便存在反叛精神与物质至上间的糅合。尼尔逊middot;乔治在《嘻哈美国》中指出,嘻哈的精髓包含着对权威的抵抗,也有对金钱的向往。从美国街头到全球商业帝国,KanyeWest与Jay-Z等艺术家早已将自己的音乐品牌延伸至运动、时尚、奢侈品等领域,成为身价不菲的明星企业家。
也正因嘻哈的自由变形组合特质,它能不断适应不同国家和市场。但这种适应也意味着某种共同的终局:最后,它的反叛会变成对商业欲拒还迎的迎合。
夜楠认为说唱在中国最理想的状态是,这些热爱Hip-hop的选手从地下走到地上,不需要成为万人瞩目的idol或艺人,更应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,也就是玩音乐、发专辑、跑巡演。粉丝不用太多,但都只冲音乐而来。
如今,GAI已成为最炙手可热的商业说唱歌手之一;而夜楠的地下8英里也还在努力坚持。演出结束的深夜,混着烟味与汗味的地下舞台上,几个年轻人合唱着某首态度强烈的粤语歌,或许他们才是这个嘻哈之国最真实的声音。
中国有嘻哈吗?也许下一次FreestyleBattle的开场哨响起时,我们才会得到答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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